文章来源：本文来源于澎湃新闻。
5月24日德州尤瓦尔迪市罗布小学枪击案19名儿童和2位教师的尸骨未寒，6月4日费城南街又响起致3人死亡的枪声。根据“枪支暴力档案”网站统计，截止6月10日，美国今年已出现165起群体性枪击事件，死伤者高达450人。OECD国家中，2019年，美国每十万人因枪支暴力致死者高达4.12，加拿大为0.5，英国0.04，日本只有0.02。皮尤中心2021年4月的民意调查显示，高达94%的美国人认为枪支暴力是一个问题，48%的美国人则视其为“一个很大的问题”。
问题是——枪支暴力，这个美国人眼中“很大的问题”，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？
这无疑是个法律问题，而且涉及立法、执法和司法各环节。立法层面，据2018年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一份研究统计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5%，但全球拥抢者46%在美国；每100个美国公民拥枪120.5支，高出第二名也门两倍多。这背后众所周知的原因是美国法律对公民持枪管控存在问题。
事实上，联邦及各州立法应加强还是放松枪支管制，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政治和法律角力场上争议不衰的主题。2020年的一份实证研究表明，1989-2014年间，造成4名及以上无辜者死亡的群体性枪击事件发生一年内，各州关于枪支管控的立法或修法动议数量平均上升15%。这无疑反映出悲剧所激发的民意压力。但这些立法或修法动议并不总能被通过。
在那些共和党议员占议会多数的州里，放松枪支管制的立法数量在群体性枪击事件发生后反而会上升。这反映出美国民众对“何为防范枪支暴力恰当办法”的不同理解：根据皮尤调查中心2021年的民意调查，53%的美国公众认为应收紧枪支管理，但也有47%的人主张进一步放松。
在民意各执一端、政治立场极化的当下，罗布小学枪击案数小时后，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提高购买半自动步枪年龄起点、禁止15发以上弹药的弹匣的法案，已是颇为难得。但该法案被参议院通过的前景却不容乐观。执法层面，在美国法律控枪已经相对松弛的背景下，有限的控枪法律实际执行起来仍不尽人意。据美国烟酒枪械爆炸物管理局统计，2016-2020年，全美执法部门共收缴1277439支用于犯罪的枪械，其中有99256支属于非法走私而来。仅2019年，全美各州涉及非法持枪的逮捕就高达15300次。
司法层面，联邦最高法院如何解释宪法第二修正案向来具有风向标意义。2008年的District of Columbia v. Heller案中，哥伦比亚特区的枪支管理法规定除执法人员以及在该法颁布之前（1976年）就拥有手枪者，其余人一律禁止持有手枪。该案被告Dick Heller因家住犯罪高发区，以自卫为由申请持有手枪，遭拒后向法院起诉。联邦最高法院终以5:4的微弱多数，判决哥伦比亚特区控枪法违反联邦宪法第二修正案，重申了在许多美国人心中神圣的用以反抗暴政的持枪权。
在一次次群体性枪击事件的最后，约三分之一的行凶者会被击毙或自杀，剩余那三分之二，在27个保留死刑的州将面临死刑，在其他废死的州则会被终身监禁。各州法院的此类裁判从法律推理和先例创设方面难言复杂或新颖，只是藉一个个“普通”的判决守住正义的底线。这样看来，枪支暴力问题首先甚至主要是个法律问题。然而，这世上不只有法律，法律问题并不能穷尽所有问题；世人也不都是法官，司法视角也能不垄断所有视角。所以，除了是个法律问题，枪支暴力还是个什么问题呢？
在美国人眼里，枪支暴力是一个种族公正问题。据统计，2020年，美国每十万因枪支暴力致死者中，黑人是白人的三倍，在某些州这个差距更大，例如在新泽西州，这个数字是近六倍，伊利诺伊州则是近九倍。15-34岁的男性黑人总数只占美国人口的2%，但占枪支致死者总数的38%。
关于这些差异，美国流行一种“黑吃黑”的解释，认为黑人更多成为枪支暴力受害者是因为黑人群体内部犯罪率更高。但这与事实不符，因为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：1980-2008年间，白人对其他白人的犯罪率与黑人对其他黑人的犯罪率大致相同。更何况美国黑人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几率比白人高近三倍；1982-2022年间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，白人枪手要比黑人枪手多三倍。
在此背景下，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篇评论指出：“枪支暴力是美国种族和不平等恶性循环的一部分，其反映了既存的社会不公，也使年轻黑人，尤其是年轻黑人男性摆脱贫困和暴力困难重重。”
由此可见，枪支暴力也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。一项对2015年全美48个州13060名枪支暴力死难者的研究指出：代际社会流动性提高能减少25%的枪支凶杀率。而根据2019年的一项经验研究，在美国，基尼指数与枪支凶杀率呈正相关关系——特定县的基尼指数值每增加 4%，枪支凶杀率就会增加约 60%。2021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：那些生活在贫困度最高的县的美国年轻人死于枪支的风险，要比生活在贫困度最低的县的美国年轻人高出两倍以上。
2000-2015年间美国发生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，45%的枪手处于失业状态。正因如此，当今年二月拜登总统与纽约市长、警察局长及其他官员讨论如何有效治理枪支暴力时，众议院议员贾马尔·鲍曼直陈：“为了防止枪支暴力，我们必须解决其根源：贫困、住房和食品匮乏、收入不平等、公共服务缺失、学校和幼儿教育经费不足，以及经常出现的绝望感。
“除此以外，枪支暴力还是一个性别平等问题。据统计，美国1966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，95.7%的枪手是男性；1982年至今的群体性枪击事件中，男性枪手是女性枪手的四十一倍。对全美2014-2019年群体性枪击案的分析表明：68.2%的案件中，枪手残杀的是家庭成员或伴侣，且都有家暴史。1976-2019年间，美国平均每月有54名女性死于男性伴侣的枪下。2018年的一份调查指出：约有 450 万美国女性曾被伴侣用枪威胁。2021年，美国白宫首次发布《实现性别公平和平等国家计划》。该计划坦承：“亲密伴侣暴力和枪支暴力在美国是一对致命的组合，近一半的女性凶杀案受害者是被现任或前任男伴杀害，非致命性的枪支使用尤其让女性处于危险之中。”
当然，除了是法律问题、种族问题、贫富问题和性别问题，在美国，枪支暴力还是选举问题（考虑到“全国步枪协会”作为游说团体的巨大影响力）、政治问题（考虑到警察与非裔美国人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）、教育问题（考虑到近一半美国人并不认为控枪是解决枪支暴力的好办法）甚至是体制问题（考虑到美国长期被诟病为军工复合体）。
这些问题相互交织，甚至互为表里。譬如黑人女性被伴侣枪杀的可能性要比白人女性高两倍——很难说性别和种族在这里谁是标、谁是本。然而，区分标与本或许本不那么重要，因为批评“治标不治本”指向的是要努力治本，而非放弃治标。
社会成员之间的暴力，在法庭上会被也应被浓缩为犯罪行为与刑法规范之间的映射，那些种族压迫、贫富鸿沟和性别不公等非法律因素由此将很大程度上被选择性忽视。这是司法简化生活事实、节省运行成本之举。但如果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裁剪规定为主导甚至唯一的视角，并把非司法视角贬斥为无事生非或居心叵测，那这即便不是在试图捂盖子、扣帽子、打棒子，也至少会让社会失去一个深度反躬自省的机会。
二战结束前夕，丘吉尔尝言：“不要浪费一次好的危机”。任何一场令社会震惊的暴力事件，在以下意义上都可视为“一次好的危机”：善良的人们从极少数社会渣滓令人发指的罪行中，照见了自身对邪恶的愤怒，亦窥见了一个社会仍然存在的深层脓疮。仅仅因为白人、富人和男人也可以是暴力个案中的受害人而非加害者，就一笔勾销种种数据反复表明的种族、贫富和性别问题，只能是掩耳盗铃的鸵鸟战术。承认、尊重和运用这些非法律的视角，既非否定暴力行为首先是个法律问题且最终要让罪犯伏法，也不是为了挑起人群对立，而是要呼吁全社会正视实际且长期存在的非法律的系统性问题，如此方能群策群力地化危为机。
一个社会，若不敢正视自身的结构性矛盾，只愿把视野局限在个案的零敲碎打，甚至生怕有人道破法律问题之外的深层弊病，那其必然是虚伪和虚弱的。丧钟为谁而鸣，这是一个问题。